每年最高省30%
导读：股份制哺育了保险公司，股份制对保险公司的扩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没有中国保险业。对于中国而言，股份制是西方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国保险业起步阶段都是采用股份制管理，在当时，这是一种先进的筹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是“股份制”的管理模式成就中国保险业昨天。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最常用、最有效的资本组织形式，它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组建公司，按股份数目有限责任实施管理，既能够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金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又可以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从而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可能会有人以为中国股份制是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生事物，其实早从晚清时期开始，中华大地上的中外保险公司就已经普遍采用了这种先进的筹资方式和企业组织形式。
纵观整个晚清时期及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企业制度，呈现多元性：一般中小工商企业多为独资、合伙或无限责任公司，而金融业、尤其是新兴保险业往往通过募集股本而建立。这一时期全国先后创办的保险公司有数百家之多，当我们翻开这些保险公司的历史文献，惊奇地发现，这数百家保险公司竟然大都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通过向民间发行股票“招商集股”，“合众力以成”——具有明显的股份公司特征：具备法人地位；成立董事会；股东大会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按股分红；实行有限责任制……这在当时是最具经营活力的企业制度形式。梳理200年中国保险业的历史足迹，你会发现：股份制哺育了保险公司，股份制对保险公司的扩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股份制，就没有中国保险业。
中国股份制“物种起源”：从外商引入到华商附股求利
世界上最早一批股份制公司，诞生于十六世纪中后期的英格兰、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远航贸易强国，这种通过公众结社聚资获得的巨额资本加速了海外殖民扩张，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实有推波助澜之功效。经过200多年的演变，到十九世纪初已经相当成熟，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经济形态。这种改变资本原始积累血腥过程的纠资集股，符合现代文明理念，完全突破了个人独资和合伙制与生俱来的发展局限，筹资数额十分可观，股权分散但经营权集中，是最适应机器大工业的新资本组织形式，大大提升了各种经济资源使用效率和企业的社会功能，构成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石。
对于中国而言，股份制是西方舶来品，必然有一个被国人旁观、逐渐熟悉到接受的过程。
东印度公司是最早来华的洋商，是英王特许垄断东方贸易的半官方机构，以经销鸦片而臭名昭著。1715年，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从此拉开了近代中国与外商建立比较稳定贸易关系的大幕。至于最早把股份制引入中国究竟始于何时何家，目前各种说法不尽相同，这里存而不论，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股份制是从华商附股外商保险业开始起步的。有200年的中国保险史就有200年的中国股份制历史，这已为越来越多的史料所证实。
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部经理达卫森在广州发起成立了谏当保安行(Canto Insurance Co.又称广州保险社)。这是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第一家现代保险机构，中国保险历史由此开端。该保安行的股份，归该行广州经理人及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通讯员所有。由英商达卫森·颠地（宝顺）洋行与比尔·麦尼克·渣甸（怡和）洋行轮值经营，无论哪家洋行经营，均采用股份制（注1）。并规定每五（三）年结算一次，同时改组换届。创立伊始，就有华人买办以附股的形式接触到保险领域。
到1835年，英商宝顺洋行在澳门成立於仁洋面保安行，学界一般公认，这是外商在华创办的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股份制企业。而它一开始就是由“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商纠合本银”共同开设，即相当程度上是依赖华商附股才开办起来的。
上述两家外商保险公司，从一开始在资金筹集上就同华商发生了联系，均吸引了华商股东。但是，由于保险公司并不是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它只是外商出于分散运营风险需要，为外商在华经营的主业（贸易业）服务的辅助性业务。所以，保险公司的规模一般都不大，能够吸收的华商资本也都很有限，因而没有在中国商界中产生广泛影响。
其后，在广州、香港成立的其他保险公司，均步其后尘，采用股份公司制。
这些外商保险公司要在中国推展业务，必须实现资本和管理层面上的本土化。以此为开端，华人董事、买办和职员，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积极参与到新兴保险业务经营中去，熟悉外商的运作方式，亲眼目睹外商获得暴利，逐步接受了投资逐利求富的经营理念，像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著名华人买办，更是著书立说，奔走呼吁，身体力行，推动西方保险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创立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1843年上海开埠，迅速凭借其控江踞海、背倚人杰地灵长江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凸显出贸易集散地的优越条件，吸引洋行纷纷北上，中国经济中心逐渐由广州北移至上海。1857年，英商“谏当保安行”自广州来上海开设分公司；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创办扬子保险公司，“一开始就有中国资本的参加”；1878年扩充后，附股的中国商人愈来愈多。其他外国保险公司群起仿效，接踵而至。据《上海金融志》统计，到清末，上海设立过的外资保险机构计有14个国家161家公司（资本来自14个国家，以英国为主，德、美、法、日、瑞士、荷兰等国紧随其后），其中，委托洋行代理的有133家，在上海设分公司（含中国总分公司和远东分公司）的有21家，在上海设总公司的有扬子、保家、宝裕、新宝裕、中国永年人寿、华洋人寿等6家。
由于笔者接触的史料有限，无法弄清这些外商保险公司在华的准确经营业务情况和股份资本金数目。从已有的资料中，可以肯定的只有一点，即外国人创办的保险公司中有中国人加入股份，华商附股外商保险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并藉以搭起了股份公司制度深入中国经济社会的桥梁。
从1805年到1875年，华商贤达名流顺应潮流附股外商保险的企业经营实践活动，对催生中国新式保险公司，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和借鉴作用，于民族保险业实有开拓奠基之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新兴企业制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而洋务运动促成企业主流形式从官办到官督商办，再到商办民营的转变，又为股份制保险公司蓬勃发展营造了适宜的社会环境。
股价大幅升水的效应：保险股票演绎资本传奇
外商保险公司抢滩上海，既引入了现代商业保险的经营服务理念和运作方式，保障了航运贸易发展，又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由于开办保险公司既不需要置地建厂、准备机器设备原料等生产要素，又不必雇用大量劳动力，只要有足够的保险掮客和办公场所便可营业。何况保险业具有较强的融投资功能，吸收来的资金既可作为保险公司资本，实际还可用作其他经营。另外，保险费收取在前，理赔支付在后，实际动用资本以支付赔款的场合并不多遇。因此，早期的保险公司盈利普遍较高。19世纪70年代时的外商保险公司，年红利可达40%至50%（注2）。保险股票以其较为丰厚的利润回报和稳定的商业信誉，逐渐受到华商的青睐。由于华商入股的踊跃，经常出现股票不敷分配和大幅度升水的现象。
谏当保安行分红很多，年得利润，只提10%做准备金，其余90%都分给股东。1867年，由于东方贸易获得超常规发展，上海怡和洋行经理约翰逊决定对华人买办唐景星（廷枢）进行奖励，奖授他一份“谏当保安行”股份。1868年12月，约翰逊建议欧洲籍的股东将股份让给上海有势力的华人，因为招徕华股对洋行拓展业务新局面最有利。甚至到1870年，“谏当保安行”觉得光用主动让股还不足以令华商动心，便在宣布发行新股100股增资扩股时，使出重利诱惑的新花招：特别规定留存三分之二而不是三分之一的利润，分配给贡献卓著的股东。这一更改果然吸引了7名居住上海的“中国闻人”的投资。
另一家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设立的“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元，利润不仅高，而且稳，每年获利为股本的50%，股票升水曾高达400%。
“保家水火保险公司”（保家行），是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5家英资洋行在上海合资组建的，主要经营长江货运保险。1865年，保家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启事，招华商入股，“华人如搭股合作者，不论股份多寡”，都可认购。这家在开办时仅有12.5万两白银股本的公司，经过短短几年，急剧膨胀至60万两。它的股东不仅可得到约定的10%的年股息，还可以获得60%至80%的年余利分红，以至于华商附股十分踊跃，门庭若市，使得保家行老板后来竟提出对华商附股的条件限制：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允许申请入股。结果致使许多“受保家行入股办法限制的欲买股份而不得的中国买办商人”，在愤愤不平之余，于1871年发起创办华商保安公司以抵制保家行的经营（新创的这家中外合资性质的保险公司同样利润丰厚，据《申报》1874年3月3日刊登的华商保安保险公司告白：“本公司自去年英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统盘核算颇有盈余，除支存各项外，每百两送回23两”）。保家行在1875年公司股份分红时，“每股份得六十两，又分给照顾生意人之花红按每百两（经手业务的保费数）给银六两云”（注3），由于经营良好，保家行的股票在市场上由每股200两上涨到1000两，《捷报》光绪九年三月初二（1883年4月18日）报道：“一张票面200两的保家行股票，在市场上甚至出价1000两还买不到。”从中可以看出保险公司获取的利润是何等惊人。
“官利必付”：股票实行债券化是无奈的选择
一般来说，招股集资的企业与股东之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关系，西方股份制通行的分配规则是，股票收益应视企业的利润效益如何而定，不能事先规定股息率。事先约定利率的现象，一般只存在于债券的发行中，而早期的中国股票“官利必付”，普遍带有债券的性质。
所谓官利，就是股本利息。早期的中外保险公司在招商章程中，都有分配多少股息的具体规定，且绝大部分是无论企业效益如何都必须坚持“官利一分”，确保向股东分红，甚至借钱也要分。股东在缴纳股金获得股票的同时，会拿到一种息折，据此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持股股东不问企业盈亏，依固定利率定期向公司领取息金，使得股票投资具有明显的债券性。
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中国早期最具影响力、最成功的华商股份制寿险公司，1912年7月1日创办于上海。在公司初创阶段，定“股息常年6厘”，到了1921年的8月，鉴于公司业务欣欣向荣，董事会将股息改为“常年8厘”。这之后，8厘股息维持了10余年。1936年10月4日的股东常会议决，因经营状况不佳，“1935年度股息改按常年6厘发给”。从8厘股息回降到6厘股息，说明公司盈利状况的下滑。1937年12月，在讨论1936年度股息分派问题时，有人提出“因战争时局动荡，公司营业困难，是否先发一半”的动议。当时资本总额50万元，照常年股息6厘计，全额股息为3万元，一半仅为1.5万元。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一家华资保险公司，竟为区区1.5万元犯愁，可以设想其资金的周转已到了十分困难的地步。但讨论的结果，为了给公众“良好印象”起见，才十分勉强地通过照常年6厘股息全部发放的决定（注4）。即使盈利状况很不好也照旧派息，反映了公司管理层指导思想上重分配、轻积累的倾向。
“官利必付”、“不得不分红”，将股票债券化，看上去这与资本市场的初衷背道而驰，如此竭泽而渔，岂不是让公司失去生存根基？但这显然是顺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观念的选择。究其缘由，其一，是中国信用文化根基尚浅，只能以分红取信于投资者。资本市场归根到底是信用市场与信心市场，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刚刚开始解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国贫民穷，民间并不存在一个十分庞大的富有阶层，不可能有太多的资金投向新式产业。人们的观念还比较落后，窖藏财富风气盛行，并不认为购买股票是保持和增殖财富的有效途径。分享企业成长收益是信用体制发展到一定阶段，投资者与企业主办者取得互信，并且有法律法规等体制保障确认股东权利之后的结果。当制度不健全时，企业不承诺分红，无人愿意贸然投资。其二，是对普通股东被剥夺权利予以适当补偿。从理论上说，股东持有股票是其拥有股份所有权的凭证，股东以此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股票作为有价证券可以自由买卖让渡，一切以股权为转移，但不可退股。股东从关心自身收益的角度出发，必然会借助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形成权力制衡机制，对公司的经营实施监督，公司理应将会计审查验证过的会计报表公开，以便股东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但由于制度不完善，许多公司并没有保障股东的这些权利：招股不实行严格的审批制，章程备案并登报公示即可；普通股东的权利还只停留在获取“收益”方面，对企业经营情况的知情权、监察权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根本无从谈起，这就孕育着巨大的投资风险。由于普通股东管理权缺失，需要一重补偿，加之这样的保险企业，经营不善血本无归的概率较高，投资者有权利要求得到双重补偿。
“官利必付”，这种富有民族特色的商业习惯，对中国公司制度建设产生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民众投资股票后，对于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感兴趣，只考虑股息愈大愈有利，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下如何收受股息，毫不关心企业的未来发展如何，使利润成为借贷利息以上的余额，让企业背负上沉重的成本负担，大大延缓了金融资本积累的进程。这也是当时保险公司一般规模不大的深层原因。
聘华商巨擘出任董事，藉广告宣传拓展市场
1890年后，沪上外商寿险公司兴起，因其以中国的商人和官员作为投保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公司展业的宣传广告中即以有声望的华商巨擘（以买办所占比例最多）出任董事作为号召。光绪十七年（1891年），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中国北方分公司，在《申报》上大做广告，公布华人董事的名单：华董席正甫、叶澄衷、黄佐卿、唐杰臣、朱子文等，华人经理徐维惠。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创办时即聘请华商担任董事，而且在刊登的广告中也特别注明“总董华商李云书、宋仲蘧”，“首董朱葆山”，以争取中国人对该公司的信任。此外还有，美商公平人寿保险公司聘叶明斋任华董事，大美国永安保人寿公司聘请朱葆三为总董；宣统元年(1909年)，新加坡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在上海设中国总分公司，请虞洽卿、施省之为华董等。
外商保险公司聘用华董的根本原因，在于吸收华商的投资和拓展华人保险市场。饶有资财并愿意投资是华人能出任外商公司董事的前提条件，而在中国商界素孚众望、有号召力，与官府关系密切，是成为华董的身份背景。这一时期，洋行聘用华董成为一时风尚，不仅一些资金匮乏的小洋行需要华商资金上的挹注，就是怡和、旗昌、同孚、琼记等大洋行也几乎都采用过与华商合股经营的方式。据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汪敬虞对华商附股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大多数外商企业中，华商附股所占比例要达到公司资本总额的40%以上，高者甚至达到80%。而保险公司的华股比例更高，无论是外商的招募、对华商公司的改组，还是通过证券市场的股票买卖，这些保险公司中的华股比例都是很高的。据称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华股占到97%，洋股仅占3%；华洋人寿保险公司名为中外合资，实则均属华股，而其大权实操于洋商之手。
不可否认，高比例附股给华商带来了可观的利润回报，这种诱惑实难抵挡，但华商附股并非完全为了“傍大款”，实是在获取厚利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以对抗职业歧视和家庭暴力——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低的商人，得不到公共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其托庇于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所以，从华商附股的实践动机来看，真正吸引中国民间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享有领事裁判权，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盘剥控制，在政府强权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资保险业），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作为华商买办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华商未必是真的与外商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商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华商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