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消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两免一补”、构建新农村合作医疗之后,中央再度发力,欲在今年十一前试点“新农保”制度。十六大以来,一系列的惠农政策接连出台,表明决策者治理乡土中国的新思路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背后确有一贯的变革努力。
新中国伊始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多与农民有关。从“打土豪,分田地”的土改,到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再到限制迁徙自由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坚固成型,改革开放前的农村政策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优先发展重工业,与工农业剪刀差的现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人口基数最大的农民群体,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家发展默默奉献。
改革开放后,集体化被包产到户所取代,高居不下的税费成为农民期望解决的新问题。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GDP获得飞速发展,但农民是受惠最少的阶层之一。“三农问题”一直都是悬在转型中国的一柄达摩克里斯之剑。作为釜底抽薪的治本之策,彻底取消农业税,为治理“三农问题”打破了瓶颈。与之配套的种粮直补政策,亦令广大农民获益匪浅。
改革开放后,处于最基层的农民不再为一种国家战略或理念埋单,只是新政策的开端,接下来,政府开始考虑给这群长期受漠视的群体以福利。新医合与新农保的先后出台,正是这个长期“效率优先”挂帅的国度,开始向社会公正倾斜的表征。农民,正开始走出“二等公民”的政策陷阱。
“新农保”是中央推行惠农政策的最新一步。在具体的基金构成、普及时间和养老金额等问题上,当然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而该政策在尚未全面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予以启动,亦可见中央决心之大。但不可否认,新农保的贯彻落实情况,和各级政府财政与廉政状况息息相关。据报道,我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已亏空超过8000亿元,这个巨大的窟窿该如何填补?新农保也将面临类似的诸多考验。
政府有努力弥平断裂社会的意向,但长期积聚的种种腐败仍在刺激民众的神经,群体事件仍此起彼伏。
如何更好的照顾好中国8亿的农民,一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希望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