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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的愚人节，注定是不太平的一天。这一天，锤子科技前总裁老罗罗永浩在抖音风生水起推销产品，开始赚自己的直播第一桶金；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中国银保监会却被普通公民李滨的一纸状书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陷入11.58万亿元的“惩罚性国家赔偿”风波之中。
在《行政起诉状》中，李滨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中国银保监会此前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具体行政行为，向公众道歉，并主动承担11.58万亿元的惩罚性国家赔偿责任。
01
关于此次普通市民李滨状告银保监会案件的前因后果，要从两个月前中国银保监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谈起。
2020年2月24日，在全国抗击疫情之际，中国银保监会发布行业信息，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保险业“捐赠总计保额11.58万亿的保险保障”。
但是中国银保监会的这一行业信息却受到了细心公民李滨的关注，李滨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程序申请公开上述保险公司捐赠保险的具体明细。但是在2020年3月20日中国银保监会对李滨的回应中，却称该机关没有保险公司捐赠保险明细的公开信息。
针对中国银保监会的这一回复，李滨认为中国银保监会在没有保险公司捐赠保险具体明细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确定“保险业捐赠11.58亿万元保险保障金额”的真实性；同时保险公司也并未经过任何法定机构登记公示，也没有公布任何验真信息的渠道，从而作出了无依据的不严谨信息公示行为。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金额仅仅是被保险人或收益人获得保险金给付的最高可能性，而“可能性”是不能作为保险捐赠标的。李滨认为此次保险业将“可能性”进行捐赠，这一行为涉嫌虚假捐赠甚至骗捐。如果不熟悉相关法律常识，公众极容易被公开信息误导。
此外，《保险法》还规定了，保险公司进行保险捐赠涉及含有死亡保险责任的此类保险合同，是法律明令禁止的，即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必须具有法律认可的保险利益关系，且需要被保险人同意或认可保险金额，否则合同无效。
而保险公司捐赠的保险实际上是捐赠的保险费，李滨认为其以“保险保障金额”的公开宣传误导之词，严重违背了上述《保险法》的规定，存在着误导、欺骗国家、社会和公众的错误行为。
因其中缘由，故公民李滨将中国银保监会状告。
02
在这场状告中国银保监会的事件中，原告公民李滨，之所以会作出这一状告举动，与其本身的律师身份是分不开的。
原告公民李滨称，自己也是保险消费受害者，曾经饱受保险业不诚信行为的侵害和困扰。因此，他在对中国银保监会的公示信息产生怀疑后，便开始上诉。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保险业实际上的理赔额度仅达到两亿多元，与保险业宣传的11.58万亿元的保险保障金额存在着十万数量级的差距；而且两亿多元的保险赔款若按照扩展责任的意外伤害险来算，仅对应一百万元的保险费，而一百余万元保险费相对应11.58万亿元，其间存在着千亿元数量级别的倍数差距。
如此悬殊的赔款数据差距，李滨认为不仅中国银保监会严重涉嫌其为保险公司的虚假、违法行为背书；而且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行为也存在虚假和违法，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一种违法行为。
原告公民李滨的这一“状告中国银保监会”的行为，不仅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体现，同时其诉讼兼具了建设性和公益性，为推动保险行业捐赠行为的透明化，以及公民查询等制度，起到了良性的推动作用。
在保险行业发展逐渐走向好转，被普通大众所逐渐接受和了解的今天，若监管机构存在数据虚构行为，可能导致整个保险行业陷入大众信任危机之中。
03
保险业此次捐赠行为，旨在疫情发生之际，充分发挥保险的保障作用，为抗疫之战提供强有力的后续服务。
而此次普通公民李滨状告中国银保监会的事件，无论案件的审判结果如何，其行为足以说明当前大众对保险业越来越多的关注。
由此表明，在我国公民保险意识逐渐增强的当下，保险监管部门不仅需要更多地承担起社会的责任，积极发挥保险行业的作用；更需要以身作则，为行业起到示范作用，这样才能给公众带来更多的信赖感，建立行业与大众之间的良性关系，促进保险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于此案件的《行政诉讼状》，目前已经通过EMS特快专递方式，邮寄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我们期待着北京市人民法院能尽快作出公正、严谨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