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人口城镇化 农民工社保缺口31万亿受重视

沃保整理
2013-01-31 11: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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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城镇化首先需要让农民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但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资金缺口可能高达31万亿,如果不抓紧时间,未来会越来越困难。 日前,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和讯网访谈时表示,过去那么多年我国一直忽略了两三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形成了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迟福林的这一观点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观点相同。陈

  【编者按】城镇化首先需要让农民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但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资金缺口可能高达31万亿,如果不抓紧时间,未来会越来越困难。

    日前,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的第三届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和讯网访谈时表示,过去那么多年我国一直忽略了两三亿农民工的社会保险状况,形成了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迟福林的这一观点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观点相同。陈锡文日前曾指出全国对农民工的社保资金欠债或高达31万亿。

  迟福林同时表示,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也需要根据历史情况解决,他认为,必要时可无偿划拨国有资本补充农民工社保缺口。另外,他还说,推进城镇化率可以分三步走,到2020年达70%左右,“农民工”这一歧视性词语应该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消失掉。

  农民工社保缺口或高达31万亿 市民化率仅为35%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指出,城镇化首先需要让农民工进入社会保障体系,但目前农民工社保的资金缺口可能高达31万亿,如果不抓紧时间,未来会越来越困难。“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很大程度上因为省掉了这部分本应为农民工支付的成本。”陈锡文说。

  陈锡文以2010年武汉市的调查情况静态匡算农民工社会保险金的缺口:企业若聘用一位农民工,每月需缴纳各项社会保险682元,一年为8184元,而按照连续缴纳社保15年才能在退休后领取退休金的规定,则每位农民工共需缴纳122760元。推及全国2-3亿农民工,该项资金缺口或高达31万亿左右。

  尽管上述算法并不是很科学,各地的投保水平、参保成本都有差异,但陈锡文表示,通过粗略计算得出一个农民工需要多少钱,可以看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社保存在巨大资金缺口。

  此前,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曾在接受和讯网访谈时表示,我国目前52%的城镇化率是以在城市中居住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来计算的,这样就把2亿多农民工计算在内,但实际上这些农民工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没有真正市民化。“所以如果从质量角度,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姚景源说。

  必要时可无偿划拨国有资本补充农民工社保缺口

  对此,迟福林表示认同,他指出,过去企业和农民工个人普遍都没有缴纳社保金,政府也未把农民工纳入社保制度框架范围内,这么大的历史遗留缺口不可能一下子补回来,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需要按照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解决。但他同时强调,和城里的问题还有所不同,补农民工社保的缺口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适当地做起,最好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欠债。毕竟31万亿是个不菲的数字,迟福林认为,下一步国家可能将国有资本,特别是上市国有资本的一部分,无偿划拨给养老保障基金作为缺口的补充。

  推进城镇化率分三步走 2020年达70%左右

  迟福林指出,目前我国的人口的城镇化只有35%。他表示,从国际上看,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正是快速发展的时期,可知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因此,中国用15年时间达到70%左右的城镇化率是有可能的。迟福林表示,我国人口的城镇化率到2020年可能达到50%左右,再过15年可能达到60%左右。

  对于我国城镇化的路线图,迟福林的观点是,1-2年内重要城市户籍完全放开,3-5年大中城市户籍完全放开,这样到2020年分三步走,用8年左右的时间把基本公共服务全部解决、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迟福林还认为,70%左右的城镇化率是上线,以中国的情况在20年内城镇化率不可能达到80%或者更高。

  土地管理制度应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物权

  据悉,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日前已编制完成,并下发地方征求意见。该规划提出,要创新土地管理制度,探索实行人地挂钩政策,推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规划草稿也在征求各专家学者的意见。对此,迟福林判断认为,这一规划可能将会在今年上半年出台,届时还将召开全国的城镇化工作会议。迟福林指出,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涉及几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确保农民对土地的物权。他认为,目前农民拥有的承包权实际是债权,而我国更需要保障的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实际是物权,而物权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产权,“要让农民能对自己的土地做主”。第二个根本问题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假如大部分土地收益不能归农民所有的话,农村就没办法富裕。第三个根本问题是确定农民在土地收益谈判中的主体地位。在开发地产项目中,应该由农民和开发商谈,而不应该是由县政府或乡政府等来和开发商来谈。

  迟福林最后指出,“农民工”的概念应该在未来5年左右的时间中消失。因为,入城以后愿意成为常住人口的可以转为新市民,不愿意常住的就按照一般流动人口进行管理,而不再冠之以“农民工”这一歧视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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